版画北宋宿白(版画北宋印本梵文秘藏)「宿白历代名画记」

版画北宋宿白(版画北宋印本梵文秘藏)

我国雕印版画，始于唐代佛画。
佛画雕印入宋渐盛。
北宋中叶——其题材扩大到世俗人物，中叶以后更出现山水内容。
就版画的类别言，最初多佛经扉图和单叶佛画，继而出现大幅挂轴和长卷，然后又出现扇面、屏风、贴壁印纸和祛邪印纸、神祃以及篇幅较多的经卷插图。
雕印版画风行北宋一代，其盛况实出人意外。
现主要根据有纪年的实物和可以考定年代的文献记录，简述其大略，借以祝贺以版印图画闻名的北京荣宝斋新记三十五周年。
一唐五代佛画，有纪年可考的，以英人斯坦因劫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唐咸通九年（868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祇树给孤独园释迦说法扉画为最早。
其次有后晋开运四年（947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雕印的单叶《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约同时雕印的《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圣观自在菩萨像》《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大圣普贤菩萨像》《地藏菩萨像》。
这类单叶佛画，也都出自敦煌藏经洞。
敦煌藏经洞还出有也是五代雕印的中心为无量寿佛像的单叶梵文《无量寿陀罗尼经咒》和中心为观音像的梵文《圣观自在菩萨转灭罪陀罗尼经咒》。
这种附有雕像的单叶《陀罗尼咒经》，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安徽无为、江苏镇江等地的晚唐墓葬中，都曾发现。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咸通九年（868 年）刊印镇江发现的《陀罗尼咒经》雕像生动，并着彩色，有可能是吴越地区的产品。
五代雕印版画最盛的地点是吴越，吴越王钱弘俶时期（947—978年）曾大量雕印佛画，据现知资料已有：1. 浙江吴兴、安徽无为等地曾发现后周显德三年（956 年）钱弘俶印造前附释迦在摩伽陀国无垢园扉画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据经前刊记，知当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
2. 浙江绍兴出土吴越金涂塔内，发现乙丑岁（宋乾德三年，965年）钱俶印造前附扉画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据所附刊记，知当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
3. 浙江杭州雷峰塔塔砖中，发现己亥岁（宋开宝八年，975 年）钱俶印造前附扉画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该经刊记亦云：“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
”4. 雷峰塔塔砖中，还发现丙子岁（宋太平兴国元年，976 年）王承益印造的宝塔图卷。
5. 据北京图书馆藏宋绍兴刻本《心赋注》，知杭州灵隐寺僧延寿于甲戌岁（宋开宝七年，974 年）用绢素印造二十四应观音像二万本。
又该僧于975 年以前，还曾亲手刷印弥陀塔图十四万本。
从以上资料，可知唐五代和吴越雕印的版画有与经文相应的扉画、各种单叶附有雕像的陀罗尼和佛像（包括菩萨、天王），还有塔图。
总之，其内容皆是佛画；而大量雕印这类佛画的地点，五代以来即以吴越最为突出。
所以，宋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钱俶归宋之后，越、杭二州即成为北宋初期雕印版画的重要地区。
二自北宋太祖迄真宗时期（960—1022 年），除上述吴越归宋前的版画资料外，现知较重要的有纪年的版画，有以下四事：1. 日本京都清凉寺藏日僧奝然于雍熙三年（986 年）自宋携归的栴檀佛像，该像腹内装藏品中有单叶印本佛画四件，其中以《弥勒菩萨像》一纸最为珍贵。
画像外缘绕五股一匝；中央为弥勒菩萨坐于上置莲台的束腰高座上；像上方设宝盖，其两侧有升降飞天；像下方正中置山石奉轮宝，两侧各立一执拂子的盛装女供养人；最下有流云一列；像右侧刊沙门仲休赞语；像左侧有刊记云：“甲申岁十月丁丑朔十五日辛卯雕印普施，永充供养。
”此甲申岁，即雍熙元年（984 年）；像右上隅刊“待诏高文进画”，高文进善绘慈氏，太宗朝“号为兼备曹吴采墨，是名小高待诏”，其笔意，神宗时尚“为翰林画工之宗”（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七《书土星画》）；像左上隅刊“越州僧知礼雕”，知镂板者，系吴越旧僧。
《弥勒菩萨像》甲申岁（雍熙元年，984 年）刊2、3. 江苏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发现真珠舍利宝幢一座，幢内藏有咸平四年（1001 年）刊《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和景德二年（1005 年）刊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各一纸。
前者中心雕随求菩萨坐莲座上，绕像列汉文经咒作轮状，四隅置四天王像，左右缘各刊雕印人题名一行。
后者，梵文经咒中间雕炽盛光佛和九曜星神与十二宫星座，左右缘雕二十八宿和二护法力士，上缘雕五股和缠枝花一列。
两纸刊记皆置于咒文下方。
咸平四年经咒的刊记末云：“杭州赵宗霸开。
”知此经咒亦雕印于旧吴越地区。
梵文《佛说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惣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咒》，北宋景德二年（1005 年）刊4. 敦煌藏经洞亦出有雕印的单叶《陀罗尼经咒》多种，最精致的一件，是斯坦因劫去的有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刊记和“王文沼雕板”字样的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经咒》。
该印本分内院与外郭两部分。
内院中心为随求菩萨变相坐像，绕像环列梵文经咒作轮状，其下承以莲座，莲座两侧各一护持龙王像，再下为刊记。
轮状经咒四隅雕嬉、鬘、歌、舞四供养菩萨种子。
外郭线雕香、华、灯、涂四供养菩萨种子和金、宝、法、业四波罗蜜菩萨种子以及四天王像，各种子间、种子与天王间，皆界以五股。
此件虽属敦煌同类印本中的上乘，内容亦较复杂，但雕绘古拙，远不如上述雍熙、咸平版画生动流畅。
据现存资料，可以推测10 世纪后半迄11 世纪初，北宋雕印版画的主要题材，仍是佛画，但其内容与技艺都较五代有较大的提高。
当时著名画家绘制版画底本，应是一重要事例，因为这种精致的、“永充供养”的单叶佛画，很容易，也很可能发展成被人们悬挂的供品。
《陀罗尼经咒》印本复杂化，有的版心竟高达44.5 厘米，如咸平四年刊《大随求陀罗尼经咒》，说明这类单叶佛画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重视。
北宋初期佛教密宗还有不小的影响，版画资料也可提供一定的物证。
三仁宗迄哲宗时期（1023—1100 年）是北宋版画大发展的阶段。
佛经扉画不仅刊印俱精，内容也日趋繁缛。
山东莘县宋塔出有一批庆历二年（1042 年）迄熙宁元年（1068 年）、二年杭州晏家和杭州钱家雕印的《妙法莲华经》。
经前扉画不仅与经文内容密切配合，并明确标出与该经卷数相应的“变相第×”，如“大宋嘉祐五年（1060 年）庚子正月杭州钱家……雕印”的《妙法莲华经》卷四，经文前的扉画榜题即刊有“妙法莲华经变相卷第四”字样。
扉画与经文配合，还出现了将画面界成若干小幅，分别雕出与经文相应的新形式。
如“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正月杭州晏家”雕印的《妙法莲华经》卷六扉画，该画各个小幅的榜题中，刊出简单的内容说明，如“歌呗赞叹”“布漆功德”“画地作佛”“聚沙为塔”“彩画佛像”等。
《妙法莲华经》北宋嘉祐五年（1060 年）刊印，梵䇲装单叶佛画题材增多。
熙宁中（1068—1077 年）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卷三记仁宗绘天台宗尊为高祖的龙树菩萨并镂板印施事：“仁宗皇帝天资颖悟，圣艺神奇，遇兴援毫，超逾庶品。
伏闻齐国献穆大长公主丧明之始，上亲画龙树菩萨，命待诏传模镂板印施。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〇记：“皇祐三年（1051 年），春正月乙丑，（仁宗）幸魏国大长公主第，问疾……（三月丙子）魏国大长公主薨……初以暴疾闻，帝趣驾往，及道，奏不起，乃即主堂易服，坐俟小敛讫，再拜奠哭，辍视朝五日。
追封齐国大长公主，谥献穆。
”因知仁宗作画与命镂板印施，应俱在皇祐三年三月以前。
这种皇帝所绘镂板印施的单叶佛画，估计被装裱成挂轴的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元丰中（1078—1085年）释文莹撰《玉壶清话》即有明确记录长沙佛寺悬挂印本观音像轴事：“长沙北禅（寺）经堂中，悬观音印像一轴。
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泽撰。
镂板者，乃郡倅关蔚宗。
”（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卷四五引）受业于曾巩、黄庭坚的陈师道曾撰文赞李公麟观音像印本，《后山先生集》卷一七《观音菩萨画赞》：“龙眠居士李公麟画观音像，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趺坐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大通禅师刻版以施学者。
”长沙并非版画发达的地点，已可印造挂轴，而且悬挂于佛寺；佛寺僧人也可印造观音施奉学人，这些事例皆可说明，这时的版画工艺在推广流传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自仁宗中期起，版画的更大发展是盛行刊刻世俗的内容。
《图画见闻志》卷六记：“景祐初元（1034 年），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命学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凡一百事，为十卷，名《三朝训鉴图》。
图成，复令传摹镂板印染，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
”王明清绍熙甲寅（五年，1194年）所撰《挥麈后录》，其卷一章献太后命儒臣编书镂板禁中条亦记此事，并谓哲宗登极时（1086 年）曾重印此图：“仁宗即位方十岁，章献明肃太后临朝。
章献素多智谋，分命儒臣冯章靖元、孙宣公奭、宋宣献绶等采摭历代君臣事迹为《观文览古》一书；祖宗故事为《三朝宝训》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仪仗为《卤簿图》三十卷。
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极为精妙，述事于左，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释诱进，镂板于禁中。
元丰末，哲宗以九岁登极，或有以其事启于宣仁圣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仿此为帝学之权舆，分赐近臣及馆殿。
时大父亦预其赐，明清家因有之。
”《三朝宝训》“凡一百事，为十卷”和《卤簿图》三十卷，均属巨制；“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可见布局之巧密；“镂板印染”即着彩版画。
布局巧密且又填色的十卷人物长卷和三十卷的郊祀仪仗，都是我国版画史上的空前杰作。
至于“镂板禁中”的具体地点，不论是翰林院的书艺、图书局，或是少府监属下的文思院，都是专为皇室服务的机构，因而才有条件产生这样的突出作品；由于皇室掌握一批镂板印染的能工巧匠，所以才出现一再颁赐臣下以旧板新印或另雕新板的版画的事迹，沈括《补笔谈》卷三即有记神宗印赐钟馗像一例云：“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熙宁五年（1072年），上令画工摹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
”11世纪后期，出现民间刊印人物版画的记录，《宋名臣言行录》载：“司马温公殁（按卒于元祐元年〔1086 年〕九月），京师民画其像，刻印而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
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
”（《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二引）刻印司马光像出售，“有致富者”，可见人物版画的盛行，至少在当时的汴京如此。
民间雕印版画不仅刊造佛画、世俗人物画，而且更创新意，雕印山水扇面和《列女图》屏风，《图画见闻志》卷二记：“僧楚安，蜀人，善画山水，点缀甚细，每画一扇，上安姑苏台或滕王阁，千山万水，尽在目前。
今蜀扇面印板，是其遗范。
”米芾《画史》记：“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顾（恺之）笔《列女图》，至刻板作扇，皆三寸余人物，与刘氏《女史箴》一同。
”大约出现屏风版画的同时，也出现了“印板水纸”。
苏轼曾盛赞蒲永升画水，因附记当时有印板水纸事。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〇《书蒲永升画后》：“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皴，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
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
”此种印板水纸，约作贴壁厌火用，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四考其事云：“相传人家粘画水多能厌火，故古刹壁上多画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后壁上有徐友画水……赵州柏林寺有吴道子画水，在殿壁后，至今犹存。
吾梁（按亮工祥符人）人家无贵贱好粘赵州印板水，照墙上无一家不画水者。
”四徽宗时期（1101—1125 年）民间雕印版画日益发展。
大观二年（1108 年）被水湮没的钜鹿城址，曾出土不少版画雕版。
已发表的有罗汉像雕版，冯志青鉴定的“免三灾真言雕版”，仕女立像雕版和蚕姑像雕版。
罗汉像雕版线条粗细兼用，造型生动。
“免三灾真言雕版”，既雕佛像，又雕道家符箓，其印本可能是随身携带的祛邪物。
仕女立像雕版原画内容不详，从残版的尺寸——长59.1 厘米、宽15.3 厘米估计，其完整印本应是贴挂的立幅。
蚕姑像雕版长26.4 厘米、宽13.8 厘米，版上部雕帷幔，帷幔下并坐三女神像，像左侧榜题内刊“三姑置蚕大吉”，右侧榜题内刊“收千斤百两大吉”，知是蚕姑神祃雕版。
北宋邢州钜鹿郡贡绢，其地蚕丝业盛，因而出现业丝者供奉的蚕姑印纸。
民间雕印版画在当时并不繁盛的钜鹿县城，竟出现如此众多的内容，可以推测北宋晚期版画工艺已达到较为普遍发展的程度。
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和北宋《开宝藏》版面相似的宋太宗《御制秘藏诠》卷一三残卷，残卷中插有四幅山水版画。
残卷卷末有补印的“邵明印”三字、“皇宋大观二年岁次戊子十月日毕庄主僧福滋……”等施经木记，可知此宋刻《御制秘藏诠》卷一三，系大观二年据以前旧版刷印。
问题是四幅山水版画的雕造，与《御制秘藏诠》文字版面为同时，抑是以后所补入？反复细审，四幅插图版与《御制秘藏诠》的文字版不同：（1）插图版版心低于文字版版心，且上下有界格，文字版无界格；（2）插图版刻线整齐清晰，接近初印，文字版刊风古拙，且多断笔处，显系印自旧版。
因此，似可作如下推断：哈佛所藏《御制秘藏诠》卷一三的文字版为太宗晚期所雕造，而其中的四幅版画插图很可能是或接近于大观二年僧福滋等施经刷印旧版时所新增。
四幅版画插图皆以大面积山水为背景，其间各于不甚显著的位置安排高仅寸许左右的人物活动，其内容皆以一位高僧为主体，或在庐中，或坐荫下，或处水畔，或居山间，以接受来谒僧俗的问讯，并为之作讲解的图像。
其取意大约是突出对太宗御撰《秘藏诠》的诠释，以和《御制秘藏诠》正文之下附有大量的双行笺注相应。
插图虽与《御制秘藏诠》的文字内容联系不多，却和广为传播《御制秘藏诠》一事大有关系，故作为该书插图，分别布置于正文之内。
附载于佛书的版画，从扉画进而演化出书中插图，其内容从以佛和菩萨的形象为主，发展到突出世间僧俗和山水，这是传统悠久的版印佛画的重大变化。
《御制秘藏诠》北宋至道元年至二年（995—996 年）编入《开宝藏》并刊板，大观二年（1108 年）印经院印本北宋晚期版印插图也逐渐出现于需要附图的印本书籍之中。
崇宁二年（1103 年）乞令镂板的《营造法式》和政和六年（1116 年）刊正的《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书的插图，大约都已改绘图为版画。
关于北宋印本书籍附有版画问题，别详拙稿《北宋时期的雕印手工业》，此不多赘。